西方的悲劇藝術最早誕生於古代希臘。希臘悲劇主要是命運悲劇和英雄悲劇，大都取材於希臘神話，基本內容多是個人意志和命運〈神的意志〉的對抗，其結局往往是主人公的毀滅。
同時，它也顯示人生的價值和意義，肯定積極鬥爭、百折不撓、英勇獻身的崇高精神，觸及和揭示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社會問題。
如果，以時下最有成就的慈善事業機構的義舉，來下定義的話，便會發現有同樣的理論基礎：悲劇是有一定的行動摹仿，它的媒介是語言，摹仿方式是藉人物的動作來表達，藉引起憐憫與恐懼來使這種情感得到陶冶。
亞里斯多德的定義所規定的性質、表現方式和教育作用，是悲劇理論的核心和總綱，它活生生的呈現在佛教的團體裡面，不管它有或多、或少遭受批評，仍然在當下的價值觀，是無可比擬的。
並可各顧山頭、自豪的著稱“佛教”的代表。因為，結合了數百萬的信徒與民間力量，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。
所謂“悲劇”的“悲”一字，以現代的解讀應說為“慈悲”才是。
人生本來就是一齣戲，毋須要演，我們姑且把它稱為“人生的悲劇“。
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戲，而戲中的主人翁就是自己。從宗教上來看，宗教不須刻意去演，也可以從現代人們的狂熱宗教依托與偶像主義的崇拜，宗教信仰的自由，得到許多的劇本。
更不須佈局的設計，很自然的獲得亞里斯多德所指出的：情節、性格、言詞、思想、形象和歌曲。
這些是否出自於真誠懺悔心或出自於流行矯飾隱情？可以不管，是因悲劇的心理效果，而達到倫理的教育的要求與目的，進而促使自己知過改善，是值得令人讚嘆的。
不管是真、是假，在人們眼中是感動的。至少，能在大眾面前毫不諱言、率真直言、坦誠相告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佛說無量劫習氣，不容易改，這還是對自己重大的考驗──毅力和勇氣。
基本上，仍有人監督的；這由於人們的妒忌、好勝使然的天性，另一方面卻成為我們的“逆增上緣”。
亞里斯多德認為，悲劇“應摹仿足以引起恐懼和憐憫之情的事件”這樣才能產生悲劇應有的心理效果。
在人生舞台的佈局，有三種人都不能引起憐憫與恐懼之情：一是，好人由順境轉入逆境──使人厭惡；二是，壞人由逆境轉入順境──不能打動慈善之心；三是，極惡的人由順境轉入逆境──罪有應得。
“憐憫”是由一個人遭受不應遭受的厄運而引起的。“恐懼”是由這個這樣遭受厄運的人與我們相似引起的。
因此，他主張理想的悲劇人物，應當是介乎好人與壞人之間的人──即犯過失的人。
亞里斯多德有名的“悲劇主角過失說”，指出“這樣的人不十分善良，也不十分公正，而他之所以陷於惡運，不是由於他為非作惡，而是由於他犯了錯誤，這種人名聲顯赫，生活幸福，出身於大富大貴的家庭的著名人物。
”這種人不為非作惡，卻遭受不應有的厄運，所以當它們由順境轉入逆境就會引起我們憐憫；這種人“與我們相似”，我們怕同他一樣遭受厄運，所以又產生恐懼。
這種悲劇主人公為上層貴族階級的著名人物，反映古希臘悲劇的實際，表現了階級和歷史的局限。
亞里斯多德用過失說代替傳統的命運說，但他只限於從悲劇人物方面去尋求悲劇的成因，沒能揭示出產生悲劇的社會原因，更不可能揭示悲劇的社會本質。
後現代所謂“不小心犯錯的男人”除了出自個人的習性之外，社會腐敗的風氣影響頗大。
這種不善不惡的人和一般好人（善）、壞人（惡）成為一個大染缸。
時代變遷，達官顯要、賈商市儈以及市井小民，無不物慾橫流、追逐功利。
也足以反映現代悲劇的社會成因，而社會悲劇的本質問題，由於亂象流竄善惡難分，呈現混淆不清、似是而非的理論充斥於各階層，尤以宗教界也受波及，人們僅由外在有形價值觀的成就，來作為依附的條件。
龍蛇雜處，個個都是悲劇的主人翁，以此悲劇，雖不具足引人憐憫，但這種自甘墮落的情節與個性，足以引人恐懼畏怖，以達到倫理的教育目的。
亞里斯多德“藉引起憐憫和恐懼來使情感得到淨化”，這是有名的悲劇效果的淨化說。到底淨化什麼情感？淨化與教育有什麼關係呢？自16世紀以來西方有過許多不同的注視和爭論。
例如淨化作倫理的解釋、有的作醫學的解釋、有的作宗教的解釋。今天在國內外學術界尚沒一致的看法。我國著名研究家羅念先生主張陶冶說。
朱光潛先生主張宣泄說，認為：“‘淨化’的要義在於通過音樂或其他的藝術，使某種過分強烈的情緒因宣泄而達到平靜，因此恢復和保住心理的健康。
”主要是亞里斯多德在《政治學》中涉及淨化問題的一段話：教育、淨化、精神享受，也就是緊張勞動後的安靜和休息。
後現代有些人受宗教狂熱支配時，一聽到宗教的樂調，就將迷狂的狀態安靜下來，心靈彷彿受到一種治療的淨化。
某些人特別容易受到某種情緒的影響，他們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音樂的激動，得到淨化。主要是指藝術經由審美欣賞給人一種“無害的快感”，從而達到倫理的教育的目的。
它並能使情感淨化，陶冶性情，有益於人的心理建康；使人在這種充滿快感的審美欣賞中，在受感動的同時潛移默化地提高道德水準，從而為社會培養具有一定道德品質的人。這也正是悲劇崇高的目的和作用。
亞里斯多德的悲劇理論的根本缺陷，在於不瞭解悲劇是社會矛盾的反映，對決定人物情節與性格的環境毫無觸及和把握，因而未能深揭示悲劇的本質和社會作用。
我們嚴肅地以淨化作“宗教說”來解釋與教育的關係，是非常恰當的。
唯今社會亂象的矛盾，根本淨化之道，是在於個體心靈的淨化。絕不能歸咎於社會。真理告訴我們：依報隨著正報轉。依報是環境，正報是人心。
宇宙生相與人心息息相關，人斷層，環境也斷層，因果不爽。
【 文摘自/涂茂興 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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