悲情香港看台灣
◎ 胡競瑩
台灣與香港最不同的是，台灣人擁有很高的民族及文化認同（national & cultural
identity），是一種對自身群體及文化身分的認同，且自日治時期就有自決（self-determination）的理念，即人民有權利決定自身的政治地位，間接、直接導致之後的一連串學生運動，例如一九九○年的野百合學運，學生成功結束「萬年國會」，是台灣民主化的一個里程碑。
香港沒有經歷過甚麼悲情的時代，我們普遍懷念著英國殖民地時代，或許，回歸後才是香港最悲情的。我們最想要的身分不是「香港人」，而是大英國的子民。
台灣人則只想做「台灣人」，所以不容服貿扼殺台灣的自由及經濟，更不容馬英九政府的獨裁專制，粗暴通過而不經立法院逐條審決。
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是不是一種暴力行為，是個主觀問題，但在抗爭時候會關心警察的休息狀況，會把打氣的便條貼在警車上，這已經是一種成熟民主社會的表現。顯現台灣人民還會記得「我們還是在同一艘船上」，每一位都是發乎心底對台灣的愛，及渴望著有一個和平自主、屬於台灣人的台灣。
古今革命都少不了激烈的抗爭，無論是中國的辛亥革命，朝鮮獨立運動，愛爾蘭獨立運動以及俄國十月革命，暴力野蠻的行為無非都是為了追求愛與和平。就像台灣的原住民電影《賽德克．巴萊》裡的一句話：「如果文明是要我們卑躬屈膝，那我就讓你們看見野蠻的驕傲！」
身為香港人的筆者，很尊敬台灣這塊自由的土地，從佔據立法院的行動可以看出台灣的下一代已經茁壯成長，相信台灣可以證明就算沒有服貿，他們也會活得好好。引用台灣雕塑家朱銘的話：一定要把種子真的種活了，種活了以後，你這個人就是讓藝術來主宰你，不是你的藝術。以後你就是舉手投足，都離不開藝術…
（作者為澳洲墨爾本大學香港畢業生，建築助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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