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 多重人生,各有難處 - 平路談《袒露的心》】
 
2015年盛夏,因緣際會與平路(1953-)共赴南投,同行的還有她的姊姊與弟弟,一樣內斂親和的氣質,這在她早期偶或提及家人的散文書寫中是不曾出現的角色,她是獨生女不是?
 
時間再往前推兩年,2013年《聯合文學》雜誌專欄上,平路即陸陸續續記述下與手足相認重聚的過程──2006年父親高壽過世後的隔年,已入中年的平路,才從自小對她疏離冷峻的母親口中得知,自己竟是父親與家中幫傭所生。
 
從此,一道原本亙久無聲的龜裂徹底斷裂,仿如天光驟開,那些原本隱諱的、困惑的、懷疑的,都真相大白了。
 
平路花了三年時間打聽生母下落,而直到養母過世,她涓滴記下,成篇成書。於是有了《袒露的心》。
 
◆◆◆ 真正的理解是唯一信念
 
然《袒露的心》不只刻鏤身世傷痛,更多是對雙親的負疚,對人心人性的哀矜。
 
平路自言,決定出版後,仍有點舉棋不定,總是反覆斟酌,要如何更準確傳達,如何濾去雜質,沒有更多,也沒有更少呢?
 
尤其多年來,平路始終身在與父母親的緊密關係裡,面對年老、死亡的逼近,陪父母走到最後,是她生命中的重要區塊。而
 
回溯並記下,無疑也是她不斷自省的過程,「書寫無窮無盡,如果再努力去想的話,裡面一定還有什麼是我這時候沒有覺悟到的。」
 
不惟此書,對平路而言,作品永遠有再琢磨的空間。也因此,每部長篇都來來回回寫了兩、三年甚至五、六年,包括摩挲宋慶齡愛與欲的《行道天涯》、以鄧麗君傳奇為對象的《何日君再來》,以及輕易讓人聯想到媽媽嘴新聞事件的《黑水》等,從細熬慢燉的字字句句,即可看出小說家的耐心。
 
「這是一個寫作者的戒律。」平路闡述所謂耐心。
 
其中,甫於2015年底出版的《黑水》,與此書寫作時間重疊,也都和真人實事相涉。
 
如何顧及當事人隱私等寫作倫理問題?平路說:「我的信念是,你對一個人抱持什麼樣的感情,是尊敬或崇拜或其他,背後都應該有真正的理解。」
 
尤其在《袒露的心》裡,對父母親心緒處境的描繪細微剔透,平路身懷兩種視角,一個是女兒,一個是寫作者,兩者是否會彼此影響呢?
 
平路說,自己如果知道答案,她就是上帝、造物主了。
 
寫作時,她盡可能準確地記述當年眼睛看到的,並不試圖揣測母親甚至父親的想法。
 
字裡行間讓讀者清楚意識到那是出自女兒、出自寫作者的眼光,沒有小說化,沒有逾越。
 
◆◆◆ 存在的意義是為了下一本書
 
這可能也是平路首次使用第二人稱敘述。她之前試過「我」、「他」與「她」,但終究只有「你」,才更精準,更符合節奏。
 
至於為什麼,小說家以為,那是評論者的事了。
 
一如《袒露的心》面世後,幾可預期地,將成為日後讀者與評論者爬梳創作脈絡的一個參照點,一個座標。
 
對此,平路亦說她完全沒有置喙的餘地。如果真有評論者願意看她的作品,都已是一種肯定。
 
而如此切膚地自陳幽黯身世,寫作過程是否曾經無以為繼?「寫每一部作品,對我來說都是艱難的。
 
可是它又會回來,又會來搖著你執筆的手。」
 
「某個意義上,之前的人生似乎都是為了這本書做準備。」書中前言寫道。
 
虛妄地追問,自覺哪些心境或創作技藝是為此書準備的呢?平路輕笑說這同樣是超過她能力的問題。
 
她只是像刨木製桌的木匠一樣,以文字為媒介,盡量誠懇而準確地琢磨心中想傳達的。
 
她不知道自己是否真具備所謂的技藝,如果要單談小說技巧,她以為那是在侈言自己不懂的話,同樣也唯有上帝,才能看到其中的關聯跟複雜性。
 
且寫作每部作品,對她都同樣慎重,「我每天存在的意義,都是為了下一本書──如果還有下一本的話。」
 
◆◆◆ 所有的匱乏都是最好的老師
 
扉頁直述尼采的話:「因為有藝術,我們不致於被真相所毀。」
 
即使曾經直面如此堅苦卓絕的真相揭露,平路以為人生沒有藝術無法拯救的部分。
 
藝術給了她滋潤與安慰,無論是文學、電影、音樂甚至攝影,是她跟這個世界對話、理解自己原本不可能理解的人的生命的方法。
 
「無論出身何種家庭,每個人都曾經是受傷的小孩。
 
我們是,我們的父母是,我們父母的父母更是。還好有藝術,讓我們看到多重的人生,看到每個人的難處。
 
不同於這個社會總是追求快速解決路徑,藝術千迴百轉,看似不那麼直接,卻又可能是最直接的,看似不那麼有效,卻往往是最有效的。」
 
對平路而言,好書的定義,是可以牽引出讀者深切情感,那些以為已經遺忘的記憶。
 
當讀到某個段落,「咚!」一聲,直敲到心裡。「這也是對一本書的禮讚。」她細語補充。
 
成長過程中對愛的匱乏,中年後真相如耳光搧下,曾經歷這般種種,為什麼,還可以如此溫柔?
 
平路回應,生命中所有的匱乏,都是最好的老師,讓自己有機會更了解別人的不容易。寫完《袒露的心》,不會是斷裂,不會是決絕的結束。
 
就像現今她仍不時思忖,對於父母,她還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夠。
 
如果還有機會,她都希望能變成一個比原來的自己更柔軟、更寬諒的人。
 
◆◆◆ 一以貫之的寫作與生活態度
 
 
距離1985年第一部作品《玉米田之死》出版,已三十餘年,平路笑著說:太恐怖了。
 
對照一路以來的寫作,對傳奇的解謎,對複雜人性無止盡的追索,可說是一以貫之的。
 
平路說,她這人其實沒有太多變化。
 
她這樣相信,就這樣去實踐。難得的是,年歲與閱歷增長,始終沒有削減下筆時所用的力氣,她始終沒有鬆手放掉。
 
「否則幹嘛要寫呢?」且寫小說尤費腦力,平路笑說,腦力不這樣費,還有什麼更好的方式嗎?
 
循例,問及手邊的寫作計畫,尤其連續幾部作品皆有議題性,更讓人好奇她接下來目光會聚焦何處。
 
平路依然委婉:沒寫出來之前都不算,都不可說。
 
唯一吐露的是,延續《東方之東》與《婆娑之島》脈絡的第三部長篇,還等著她補上。
 
在《袒露旳心》中,一兒一女難得登場了,平路猜想他們未必喜歡作家母親寫及自己。
 
而先生多年前學習扮專業小丑,持續無私投入表演,今年初兩人還在為遊民籌辦的尾牙活動上登台,平路著長靴網襪、頭戴俏皮兔耳朵,絲毫沒有形象包袱。
 
言語間,聽得出平路對家人觀感的尊重,「不要對親近的人下定義。」
 
就像面對筆下已遠逝的父親與養母,就像與中年時首度擁有的手足的彼此珍視,就像對她那早一步辭世、不及相認的生母。這點,她似也是一以貫之的。
【 文/專訪◎蔡昀臻《 書與人 》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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